为何那么多人,连杨锦麟都对香港如此忧心?

胡文作品端午节和父亲节期间,最热的话题是什么?不是屈原,不是粽子,甚至不是父亲。而是香港。6月21日16:42,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



胡文作品


端午节和父亲节期间,最热的话题是什么?不是屈原,不是粽子,甚至不是父亲。而是香港。


6月21日16:42,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在微博上留言道:锦麟兄太紧张了,那只是报纸评论的一种假设。相信香港作为法治社会,不会让“占中”再折腾30年。而且内地的主流民意对“同化”香港不感兴趣。香港保持住自己的特色,继续做繁荣的“东方之珠”是绝大多数人希望看到的。香港本有一手好牌,重要的是泛民派别把好牌给搅了。


那么,让杨锦麟紧张的是什么呢?同天14:20他在微博留言道,鄧小平說:五十年不變,五十年之後,也沒有變的必要。現在看來,五十年是個句號了。還有三十二年。2047年之前的香港,再這麼折騰下去,還會是「東方之珠」嗎?


显然,胡杨二人都是在谈论同一件事。那么,胡锡进所说的报纸评论,又是怎么回事?


港人的盛世危言


6月20日,香港文汇网发表了《政改否决後香港將會是……》一文,该文引用前香港廉政公署副廉政專員郭文緯文章《香港政改被否決 誰是輸家?》,认为香港将出现三种可能——


首先,如上述理由,中央政府一定不會屈服反對派的要求。未來十年,現屆及下屆的香港政府都應該不會重啟政改。普選將會是遙遙無期。就算將來重啟政改,「8·31」決定仍然有效,泛民就是白白浪費香港人的時間。


另外,中央將會減低對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依賴。加速發展上海、深圳,代替香港,作為窗口,自行走向國際。香港亦會失去國家推動的「一路一帶」的重要角色,而亞投行在香港設點的建議,中央可能因著政改被否決而要重新考慮。加上國內對香港一些人對自由行的態度而減少來港,香港會面臨重大的經濟損失、高失業率等問題,這都是因著政改被否決而要承受的後果。


再者,當香港因為繼續內鬥而沉淪,被深圳的經濟和民生都超越,中央極可能會考慮2047年結束香港的高度自治,並入深圳,由中央直接管轄。


最後,投資者因為香港政局不穩,將會動搖對香港投資的信心。我們可以看看匯豐是否決定搬遷總部回港,似乎是外國投資者對香港信心的測試。


總而言之,「泛民」否決政改方案,只會削弱了中央對香港的信任,製造政局混亂及造成經濟損失, 和傷害香港下一代的前途。


对此,“文过是非”完全认同胡锡进在6月20日当天的评论:不希望这样的一幕发生。即使发生了,也反对将香港并入深圳。如果香港真要乱那么久,深圳好好的,为何要接烂摊子?相信香港社会终能走出困局,保持特色和繁荣。


不仅如此,“文过是非”认为,不管出于什么目的,深圳一定要经得住任何捧杀,绝不能被类似言论冲昏头脑。和香港一样,深圳同样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尽管深港的使命有所不同,但深港各自的问题,都只能通过自身的努力才能解决。


7年港漂为何写出了“抛弃论”?


不单是杨锦麟,许多人都在担心香港。其中,包括一些港漂。


6月20日,微信公众号“港股那些事”发表了署名“张恒”的文章《香港,请将我遗忘——一个7年港漂的心路》。这篇文章阅读量当天便达到10万+,冲击力无需赘言。


在“文过是非”看来,这篇文章几乎就是当年呙中校的文章“深圳,你将被谁抛弃”的翻版。以一个个人的体验折射城市的兴衰,其实往往是不具备说服力的。但是,可怕的是,个人体验具备了某种共性体验。势易时移,如今的香港的确要比那个当年的深圳让人揪心得多。


张恒同样说到了政改的被否。他说,有些东西,如果被打碎了,就很难重新粘合起来——这里就包括了心理上的信任与不设防。这很像香港目前的族群撕裂,实践起来其实很容易,但,有没有想过,这种撕裂需要未来多久的时间,以及多大的努力,才可能重新弥合?


目前的尴尬是,社会中下层只能看见眼前的一亩三分地,不肯抬头看看远方,不肯改变。少数识大体的精英也只能沦为一枚良币,最终被劣币所驱逐,曾经的“八万五”政策被香港中产阶级否决,曾经有希望引领全球科技行业的数码港愣是被弄成了地产项目。包括上周的政改,都显示了一小部分香港人不愿意改变带来的捆绑后果。


张恒写道,很多人心理上都能接受香港往日辉煌不再,也许早已不是我们曾经引以为豪的那个远东金融中心,但这些年的衰落速度也足够触目惊心:香港1997年回归时人均GDP是澳门的两倍,但香港GDP17年积累增幅不到四成,如今澳门是香港的3倍。香港回归那年GDP总量是大陆的18%,到2013年已下滑到不足大陆的3%。1997年,北京、上海、广州的GDP之和都远不及香港。如今,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的GDP总量皆已超过香港。据说天津也马上超过了。十年前,香港人均GDP还超过新加坡一大截,如今新加坡人均GDP则达到了5.2万美元,领先香港1.4万美元。


张恒认为,在经济停滞的背后,是人才的流失。我不想引用一些数据,只是在生活中感受到,很多接受过良好教育的香港精英,都在慢慢的往外移民,去美国,去加拿大,去澳洲或去英国,我港大的同学,毕业后留在香港的屈指可数。而这些年支持香港发展人才的补充,恰恰就是类似我们这些大陆学生:在大陆,过去到香港读书是一种荣耀,很多时候只有高考状元才可以。但现在,很明显已经不是这样了,我的离开也许只是个案,但会不会无意间代表了很多港漂的态度,香港对我们的吸引力也在下降。


张恒说,在人才流失的背后,是整个香港社会氛围的变坏,给人一种固步自封,不思进取,甚至暮气沉沉的感觉。在我小时候的印象里,香港代表的是朝气,代表的是奋斗,代表的是刻苦。那时大家差得不远,机会也多,只要卖力工作,总能有不错的回报。而现在,随着第一第二产业的消失,香港底层人越来越像条干巴巴的咸鱼,翻身无望。如今,香港贫富悬殊越拉越大,资源被高度垄断,房价越来越畸形,住宅面积越来越小,毕业生起薪几乎十年没有涨过,但物价却越来越贵:用我香港同学的话说,越来越看不到希望了。


张恒的担忧,在郭文緯的文章还有另外一个描述,他说:我經常在內地不同城市與官員講課,亦有機會接觸各地官員,印象中,大部分人都妒忌香港在回歸後能得到中央政府的特別照顧。作為管治662個城市、13億人口的中央政府,是需要重視各地官民的感受,不會因為擔心一小撮人會搞亂香港社會秩序、破壞香港經濟而屈服?何況時移世易,香港再沒有九七回歸時對中國那麼重要了!


李嘉诚曾说,香港是一个被宠坏的孩子。的确,在香港占大陆经济总量18%的时候,是完全可以当一个被宠的小孩的。但因为内地的迅猛发展,香港显然没能实现与时俱进,并且与国家战略相合怕,这当然会变成最危险的事情。


不愿“戴住先”的历史代价


国家对于深圳的定位,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探路先锋。那么,作为一河之隔的香港呢?“文过是非”认为,香港天然具备了为中国民主制度探路的使命。站在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角度上,香港其实打开了一个2017年绝佳的时间窗口。政改若能通过,以政治改革带动经济改革,加上背靠全世界都在翘望的中国机遇,香港完全有望迎来一个全新的时代。


可惜,香港儿戏般错失了这一机会。但更为本质的是,香港正在丢弃那些成就了自身奇迹的基本原则:包括务实、渐进、不争拗以及市场经济乃至社会发展中那些已经被无数次证明有效的规则:包括自由的交易、自由的市场以及自由的人员流动。至少直到今天,人们依然深信,没有这些香港因素和香港成果的启蒙,就没有今天的深圳。


民主是个好东西,但又需要足够耐心和非常智慧。它不是过家家,不能任性和赌气,因为从来就没有所谓一步到位的民主。一句广东特色的“戴住先”,正是一个符合这种原则的一个方案:在一个并不完美的框架内,吐槽和批评,完善和修补,逐步碰撞和设计出一整套更好的选举制度,为中国民主趟出一条可持续的道路,从而向世界证明:中国人能够玩转民主,这才是根本。从一点来看,一些香港议员至少需要补上一课——中国大历史。没有历史的纵深感和大局观,他们注定投不出正确的一票。


或许,这就是那么多人忧心香港的原因。


因此,郭文緯才会说:香港人唯一可以補救方法,就是「毋忘618『泛民』搶走我一票」到明年立法會選舉,運用手上的選票,將破壞香港利益的泛民議員踢出議會!否則香港人就是最大的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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