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9个生命陪葬:抑郁症可以开飞机吗?

德翼坠机的真相部分浮出水面,28岁的副驾驶安德里亚斯-卢比茨显然被抑郁症折磨了多年,坠机当天他本应休病假。

       德翼坠机的真相部分逐渐浮出水面,不是天灾,不是机械故障,而是“人祸”。28岁的副驾驶安德里亚斯-卢比茨(AndreasLubitz)显然被抑郁症折磨了多年,而且就在坠机发生前,他与女朋友刚经历了一场感情危机,因为爱情的波折十分“心碎”并有些“心烦意乱”。


149个生命陪葬:抑郁症可以开飞机吗?
 
       之后的事情全世界都知道了。根据黑匣子所记载的飞机坠毁前的最后声音,在机长暂时离开驾驶舱中后,便被卢比茨锁在了驾驶舱外(911事件后所有驾驶舱必须从内部操作开门),机长轻轻敲门,猛烈敲门,甚至尝试破门而入。此时,独自在驾驶舱的卢比茨呼吸均匀,手动启动飞机高度控制,在8分钟内操作飞机急速下落,直至撞上法国南部阿尔卑斯山山脉,飞机粉身碎骨,最大的一块碎片不过一辆小轿车大小。150人无人生还。
 
       事后想来,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假设他所驾驶的空客A320撞击的不是阿尔卑斯山一个人迹罕至之处,而是一个城市,那后果将有多可怕?
 
       抑郁症患者真的可以开客机么?
 
       卢比茨这个“德国病人”,让全世界必须重新审视一个很多人之前都不太熟知的心理疾病——“抑郁症”。
 
       什么是抑郁症?我参考了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抑郁症是全球一种常见病,估计共有3.5亿名患者。抑郁症不同于通常的情绪波动和对日常生活中挑战产生的短暂情绪反应。尤其是,长期的中度或重度抑郁症可能成为一个严重的疾患。患者可能会受极大影响,在工作中以及在学校和家中表现不佳。
 
       世界卫生组织的网站上对抑郁症的表现和后果有明确解释:“重度抑郁发作时,患者就不太可能继续从事社会活动、工作和家务,即使从事这类活动,程度也极为有限”;“最严重时,抑郁症可引致自杀。每年自杀死亡人数估计高达100万人。”
 
       关于卢比茨在坠机当天是否还在经受着严重抑郁症的折磨,现在还在调查中。有一点是不容否认的,严重抑郁症患者不是可不可以开客机,而是很难从事任何工作。与此同时,他们需要关爱,理解和积极的治疗。
 
       精神疾病中的癌症——抑郁症
 
       有医学专家将抑郁症和“癌症”划等号,因为抑郁症就是精神疾病中的癌症。不同的是人类对于癌症的研究日新月异,对抑郁症的研究却止步不前。更不用提二者在媒体上完全不等量的曝光度。
 
       世界卫生组织的网站上有明确说明:“轻度抑郁发作者继续从事日常工作和社会活动有一定难度,但也许不会完全丧失活动能力。重度抑郁发作时,患者就不太可能继续从事社会活动、工作和家务,即使从事这类活动,程度也极为有限”
 
       “最严重时,抑郁症可引致自杀。每年自杀死亡人数估计高达100万人。”这也是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
同时,世界卫生组织发现,虽然对抑郁症已有行之有效的治疗办法,但全球只有不足一半的患者(在一些国家中仅有不到10%的患者)接受有效治疗。
 
       其实,即使是接受治疗的那些病人,也不是所有人都可以重回到正常生活的。有数据显示,现行的抗抑郁药物,只对50%的患者有效。
 
       我还曾看过一位同行在抗击抑郁症时写的亲身经历。他患病后被迫离开工作岗位,每天的日子就是无休止的失眠,头痛、头晕、注意力无法集中,没有食欲,思维迟缓,做任何事情都犹豫不决。他不断地寻医问药,药不奏效,病情加深,继续换药,自己与自己抗争。
 
       期间的过程十分痛苦。直到最后终于开的药方开始对他起效,我记得他第一份欣喜,居然是自己可以集中精力看半个小时手机了。这之后才是逐渐地看电脑,看书,而人际交往能力的恢复是最后阶段才达到的。
 
       在与抑郁症的战役中胜出后,他用四个字总结自己的胜利——“地狱归来”。这四个字深深震撼了我。
他说:“据统计,抑郁症患者中,三分之一可以治愈,三分之一发展成慢性,三分之一自杀。一定不能让自己成为最后的三分之一。”
 
       他还总结说,“不要让自己闲着,努力让自己思考一些事情,做一些事情。尽可能做一些工作。工作本身就是最好的治疗方式。”
 
       这句话或许真的说出了很多抑郁症患者的心声,也或许卢比茨当时也是这么想的,直到他亲手扼杀了149条人命。
 
       说到这,似乎答案已经很明确了。抑郁症是一种病症,需要得到正视和治疗,而不是逃避。重症患者自然是不具备工作能力的。
 
       犯罪,疯狂和自杀的疯狂交织
 
       若真如警方所调查的,卢比茨受抑郁症折磨多年,那他的行为就得到了解释。如法国总理瓦尔斯所说:现在所有的问题都指向一个我们无法形容的行为:犯罪行为,疯狂,还有自杀倾向。这三个形容词是很难用一个词来归纳总结,但是调查人员之前也对媒体明确表示:不能把这种行为定义为“自杀”,因为“自杀”是了结自己,而不是了结自己的同时还要杀害别人。
 
       心理低谷,抑郁,痛苦,或是巨大挫折。这种情况我们很多人都多少经历过。每遇到这样的情况,工作效率会受到影响,也容易犯错。当然,我们中很少有人像飞机飞行员那样,对上百名,甚至更多的人命负责。一时的想不开就可能酿成惨剧。
 
       一名情绪随时可能陷于崩溃的年轻人获得了独自掌控一架A320客机的权利,将149个无辜的生命送上天堂——这其中甚至包括两名几个月的宝宝,和16名花样年华的中学生。这令人不得不反思:严重心理疾病患者怎能被允许飞行客机?
 
       当然,这不仅指的是飞行员。火车,公交,甚至是地铁驾驶员的心理健康也应该得到重视。这些关键岗位每天都担负着运送生命的使命,身心健康同等重要。
 
       德国空中交通监管机构Luftfahrtbundesamt(LBA)获取的文件显示:卢比茨在2009年就曾经寻求过心理援助,从此后并没有间断接受治疗。德国媒体Bild报道说:卢比茨依然在接受常规的药物治疗。与此相关材料已经由德国之翼的母公司德国汉莎提交给LBA。
 
       与此,德国警方在搜查卢比茨家时也发现一些病历记录,显示他现在还患有抑郁症,并在接受治疗。他撕碎了一张“病假条”上显示的日期包含了坠机的当天。在德国和欧洲很多国家,类似的“病假条”是要由患者本人交给工作单位的,因为医生并没有权利直接对患者的公司透露相关信息。“病假条”本身可以说明患者当时的身体或是心理状况不适合工作,这样一个重要的“病假条”医生或许应该知会德国之翼的人事部门,但现实中法律是不允许这么操作的。
 
       难点在于,任何一个有心理疾病的人,都可能隐藏在一个“邻家男孩”的形象下。这就如同故意坠机前的卢比茨,在同事眼中对工作十分满意,热衷体育运动,喜好旅游,这与其他的年轻人没什么区别。
 
       德国汉莎在坠机事件发生后也曾公布说,卢比茨在6年前曾中断过飞行训练,但是在几个月后“状态稳定”,重新进行训练,并顺利通过各项检查和测试。但他并未透露卢比茨中断训练的原因,并称如果是身体原因,那这些信息将是保密的。
 
       当然,朋友眼中的卢比茨有些不同:情绪有些不稳定,一直在与抑郁症作斗争。
 
       卢比茨从未对朋友们隐藏过他的病史,甚至曾说过他中断训练就是为了治疗抑郁症。但当医生给他开了一张不适宜工作的病假条,他选择撕了它,继续上岗。
 
       如何保证飞机不因为“心魔”而坠毁
 
       这样一个听起来令人很揪心的故事,道出了很多“雇主”实际上对员工是否有心理疾病也没那么关心。

       好在,很多航空机构已经开始着手更改条文,希望可以在未来将类似惨剧扼杀在摇篮里。
 
       在坠机事件发生后,德国汉莎,廉价航空EasyJet已经宣布了新规定的实施,即无论何时都应该保证起码两名飞行员正在驾驶舱里。昨日(27日),欧洲飞行安全局建议所有航空公司都必须全程保证至少两位驾驶员在驾驶舱内。目前这只是建议,并不是法律规定。而经过这次坠机惨剧,其他航空公司也很难忽视主管部门“建议”背后传递出的强烈意愿。
 
       联合国旗下的国际民航组织(ICAO)也强调所有飞行员必须要进行常规精神和身体检查。这个组织在2012年就曾发布过一个针对如何处理飞行员心理健康问题的指导意见。在这份报告中,ICAO明确表示:心理测试很少被看做在对机舱工作人员的择选过程中有任何价值。事实证明,仅凭人格测试本身很难预测精神异常,更不用说以此判断申请人是否适合飞行生涯。
 
       国际民航组织(ICAO)国际民航组织(ICAO)
 
       德翼坠机事件真真把一个“心理”疏漏可能带来的伤害放大到无数倍。整个西方社会也在讨论,这其实不仅是一个飞行员的工种,对于一些可能掌控着其他人性命的重要工种来说,是否应该提高要求,除了常规的身体检查,再引入常规心理测试?
 
       心理专家,心理健康专业网站Psych Central的CEOJohn Grohol博士还提出了一点更为实际的建议,虽然这看起来在欧美国家阻力很大。按照惯例,欧洲的医生是需要对病人的情况保守秘密的,所以即使医生怀疑某位病人的情感稳定度,也是不能对外人透露。这种保密协议当然有其法律依据。
 
       但是John Grohol依然建言说,是不是可以在保密协议本身不受到挑战的前提下,允许特例。例如,一名本身已经受到抑郁症困扰的病人,可能根本不会将一张写清楚他有心理问题的“病假条”交给老板么,此时考虑到患者病情可能给其日常工作带来恶劣后果,医生是否可以打破常规,知会相关单位?
 
       这又牵扯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大众,尤其是雇主对心理疾病的认识和宽容度。这两点我们现在都很缺失,不论在中西方。按道理来说,心理疾病应该像身体疾病一样,受到众人的关怀而不是指责,甚至歧视。但对抑郁症这个问题,无论是社会关注度,公开的正视度和讨论解决方案都远远不够。这种疏漏,在其他的心理疾病上都有同样的体现。
 
       最后用美国作家安德鲁-所罗门在《忧郁》一书中对他自己病况的描述结尾,这段话曾让无数抑郁症患者感同身受。他是这样写的:“人类文字中对于崩溃阶段的忧郁症描述并不多,处于那个阶段的病人几乎全无理智,但他们却又需要尊严,一般人往往缺乏对他人痛苦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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