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试点社会办医一年 公立医生走出“围城”破冰

在作为全国社会办医的试点城市温州,医学博士、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肾内科主治医师单亦升,“跳槽”到康宁医院,再次引发医生合理流动的话题。卫生部门称,单亦升的出现,是该市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办医政策落到实处的一大亮点,也是民营医院突破

  早上7时许,单亦升早早来到血液透析室,翻开当天的预约表:只有6名患者,单亦升熟练地针对每个病人列出工作要点。
 

 

  单亦升巡查病房,耐心讲解。


  由于单亦升的到来,温州康宁医院的血透中心自上个月开设以来,已经迎来了十几位做透析的患者。“大多是附近的居民,以前都在温州的大医院做透析。”单亦升告诉记者。


  长期以来,公立医院如同一座“围城”,吸引着优秀医生“进城”的同时,“城里”的医生又不敢轻易迈出;而另一方面,民营医院发展的主要瓶颈,就是好医生的缺乏。


  在作为全国社会办医的试点城市温州,医学博士、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肾内科主治医师单亦升,“跳槽”到康宁医院,担任血透中心主任,再次引发医生合理流动的话题。这样的流动,将对缓解大中城市普遍存在的“看病难”起到怎样的作用?本报记者来到温州深入调查。


  有了单博士


  就有了血透室


  8时20分,单亦升做完透析前的准备工作,安心地舒了一口气。此刻,温州市鹿城区黄龙住宅区的陈新发正走出家门。


  10分钟后,陈新发来到了温州市康宁医院。从交费到躺在血透室的病床上,他只用了10分钟。


  对陈新发来说,这里整洁、舒适,与大医院截然不同。500平方米的血透室温馨明亮,通风顺畅。一个护士只需要照顾1至3个病人,而病人能安心地睡一觉。


  单亦升说,这是他的理想状态——病人在舒适安静的环境中就诊。


  “收费和公立医院一样,设施好、服务好,还不用排队,干嘛不来呢?”陈新发觉得,康宁医院血透中心让人放心,“我现在状态很好,血压比以前正常了。”


  两年前,陈新发在医院查出患上尿毒症,从此,他每周有3天要去医院做透析。他告诉记者,等公交、坐公交,在路上要耗时1小时,到了医院,交费、等待空余床位又要耗去1小时。“有时会被安排到晚上,透析做完公交车都没了。”


  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看病难”困扰着温州老百姓。根据温州市卫生局提供的数据,截至2012年底,温州平均千人床位数是2.85张,千人医生数是2.31人,千人护士数是1.77人,低于全省平均水平4.03张、2.5人、2.12人。


  “有限的优质医疗资源,分布也是不均的。”温州市卫生局社会资本办医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潘江波告诉记者,两家省立医院和四家市立医院全部集中在老城区,黄龙住宅区所在的温州城西是医疗资源十分薄弱的区域。


  一边是医疗资源的总量不足和分布过于集中,一边是温州较大的住宅区和外来人口集聚区周边没有大型公立医院。这样的失衡,曾一度困扰着城西的居民。


  单亦升说,康宁医院方圆5公里以内,居住着近80万居民。按照温州地区每百万人口患尿毒症人数300至400人计算,这里有庞大的医疗需求。正因为如此,康宁医院努力从专科医院向综合医院发展。康宁医院院长管伟立说:“透析是要长期进行的治疗,患者又多为老年人,治疗的便利性极其重要。”


  “从今年4月参与新血透室的设计、装修、资质申报,到8月正式上岗,时间虽然很短,但我肯定不会后悔自己的选择。”单亦升介绍,对未来发展空间的渴望,是他“跳槽”的主要动力。康宁医院的社会认可度及其成功的发展历程,为他的奋斗方向提供了良好平台。


  8月初,血透中心正式对外开放。单亦升告诉记者,目前有4名护士,基本能实现一对一服务。


  一个好医生,是医院的“活招牌”,能为周边居民提供更好、更便利的医疗服务。管伟立说:“凡是来透析的病人,都对单亦升信任有加。”


  病人的难题


  医生的困局


  现在,单亦升的一天,几乎都在病人的床边“转悠”,他有充裕的时间留给每一名患者,并给他们全方位的身心照护。他说:“这在以前,是想都不敢想的。”


  在单亦升的手机里,保存着一条短信:“举头望明月,低头理病例。洛阳亲友如相问,就说我在理病例……”


  在公立医院一干就是15年,那些漫长的年头,对单亦升来说,似乎永远是某个奋笔疾书写病历的上午。


  镜头拉到10公里外的老城区中心,温州附一医老院区门诊二楼的肾内科。单亦升的旧同事——住院医师章建娜是当天的门诊医生。


  上午9时,等待就诊的患者在肾内科门外的走廊上来来往往,狭小的诊室里,挤进了七八位即将就诊的患者及家属,围坐在章建娜小小的桌子前。


  60岁的胡婷婷早上8时来到医院,现正坐在走廊上候诊。“患慢性病真的很苦,常常跑医院来复诊开药,每次一等就是两三个钟头,上了年纪真的吃不消。”


  虽然人人皆知大医院看病难,但是温州附一医的门急诊量却每年都在增长。记者了解到,去年,温州附一医门急诊量达到280.3万人次,同比增长了16.79%,医院日均门急诊量高达7600人次以上。


  “正常是每天70个号,最多时能达到100个号。”章建娜告诉记者,分给每个病人的时间不足5分钟。结果就是患者心中的疑问得不到充分解答,而医生被强大的工作量压得喘不过气。


  单亦升对此也深有体会。客观存在的“看病难”,让医生和病人都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这是他离开大医院的原因之一。


  面对单亦升的离职,有同事表达了羡慕之情,也有同事表示不解。“没有他的勇气,毕竟是跨出了事业单位,进入了企业。”“康宁医院以前是家精神专科医院,他怎么愿意去?”“民营医院工作不稳定,保障水平也不如公立医院好。”


  虽然医生们纷纷认为在公立医院工作压力大,但是社会保障水平的巨大差异,让他们无法下决心走出公立医院。


  破冰之举


  剑指“看病难”


  温州市卫生部门称,单亦升的出现,是该市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办医政策落到实处的一大亮点,也是民营医院突破发展瓶颈的破冰之举。


  事实上,近日,温州又有3名卫技人员初步达成“公转私”意向。


  这几天,温州市卫生局联合当地社保部门,正在为康宁医院10名符合条件的卫技人员办理事业单位标准的社会保障金,单亦升就是其中之一。


  8月25日,温州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的实施意见》“1+14”政策文件。政策规定,公办医疗机构正式在编的卫生技术人员应聘到民办医疗机构工作后,不仅可以参加事业单位社会保险,还可以按有关规定重新聘用为公办医疗机构正式在编人员。


  “无论是‘出得去’,还是‘回得来’,都是为了解决医生的流动问题,最终目的,是促进‘看病难’的解决。”单亦升说。


  破解“看病难”,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优质医疗资源过度集中在公立医院。


  位于温州市区过境公路的温州同德医院,漂亮整洁的医务大楼里,除了为数不多的医生、护士外,只有几个病人,与公立医院门庭若市的情景形成强烈反差。


  温州市卫生局信息中心主任蒋传彪告诉记者,温州现有民办医院62家,占全市医院总数56.88%。虽然总数已过半,但是温州民办医院床位仅占当地总床位数的15.46%,业务收入、诊疗人次、住院人数分别占医疗总量的6.53%、7.08%、10.92%,与公立医院差距很大。


  是什么原因让民营医院裹足不前?


  近日,原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在“中国医院改革向何方”为题的演讲中指出,“所有一流的医护人才都向着三级医院去,导致投入很大的民营医院和基层医院硬件好但软件不行。”


  《温州市卫生发展“十二五”规划》中明确提出,到2015年,新增床位2.2万张。其中,民营医疗机构新增床位数至少为8000张,相当于目前民办医院床位数的两倍。


  作为国家社会资本办医试点,单医生的“跳槽”,预示着温州正推进医疗改革,向破除“看病难”最难逾越关口的迈进。


  “要让医生愿意走出公立医院,社会保障水平只是其中一个方面,民营医院更应该深入思考如何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培养人才。”温州附一医院长陈肖鸣认为,合理的流动不应该是狭隘的,“好医生除了流向民营医院,还应该流向基层医院,尤其是偏远的农村地区,这里才是医疗服务最需要延伸到的地方。”


  管伟立认为,病人的口碑是最重要的,而赚黑钱、赚快钱只有死路一条。“品牌效应、服务意识与承担社会责任,是民营医院最需要的几大要素。”


  “病人跟着医生走,医院有了好医生才能分流患者、获得发展,才有望真正破解‘看病难’。”潘江波说,改革的道路还很长。


  -链接


  【香港:市场择人才】在香港,医生可以在多家医院执业行医,好医生,可能在多家大医院执业,反之,则可能被医院淘汰,这样才能留下好的人才。对患者来说,可以选择提供更好技术、更好服务的医生。


  【德国:兼职上限制】德国医院都是公司化管理模式,医生和医院之间没有行政隶属关系。医生以州为单位注册,只要注册是合法的,就能同时在本州不同医疗机构服务。对于出外巡诊的医生,德国卫生部门进行了“兼职上限制”,即规范公立医生兼职时数。医生每周工作5天半,兼职制度规定公立医院医生每周中的4天要为公立医院服务,剩下的一天半可以自动调节。


  【美国:薪酬市场化、阳光化】美国医生都是自由人,只要取得执照,就可以多点行医。医生格外珍惜自己的名誉,如果收受回扣,轻则被记入档案,终身蒙羞,重则被终身吊销执照,丢掉饭碗。在这样的制度下,很少有医生铤而走险。另外,美国《医生收入阳光法案》规定,医生收受医药公司的礼物价值超过10美元,就要公之于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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