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结进口抗癌药“掠夺性冲击” 出路何在?

从维护法治角度,司法机关应当依法遵章打击非法销售药品,但非法渠道被司法截断后,无力购买高价正规渠道药品的围困患者将无从获得救命药物。因此,在打击犯罪的同时,正视民众需求、解决正规药过于昂贵等问题应成为化解矛盾的关键环节。
       铤而走险购买印度代购药、千里迢迢飞往香港买进口药……动辄过万的进口药价格,使患者不得不设法各地寻求“更合算”的治病方式。近几年,国外进口药高昂的价格哺育催生出一批代购或赴港的“买药族”,其背后不仅仅简单折射出进口“天价药”的“不公平”,还反映出患者在“守法”和“保命”间摇摆的无奈选择。
 
终结进口抗癌药“掠夺性冲击” 出路何在? 
 
  1月13日,印度抗癌药“代购第一人”陆勇在首都北京被警方逮捕。有专家认为,从维护法治角度,司法机关应当依法遵章打击非法销售药品,但非法渠道被司法截断后,无力购买高价正规渠道药品的围困患者将无从获得救命药物。因此,在打击犯罪的同时,正视民众需求、解决正规药过于昂贵等问题应成为化解矛盾的关键环节。
 
  据人民网记者之前的调查,自主定价、专利保护、明暗回扣等因素使得进口药价格居高不下。如何治理虚高的进口药价,让昂贵的抗癌药品进入“寻常百姓家”?本文深入医药行业,探寻可解决这一问题的方式脉络。
 
  医药剥离:限制进口药的“掠夺性冲击”
 
  中国进口药价格高出其他国家同规格药的现象十分常见,除了瑞士诺华公司的抗癌药格列卫在中国价格最高,《人民日报》此前报道中还提到罗氏制药的治疗乳腺癌赫赛汀和默克公司的治疗结直肠癌的爱必妥,这两款抗癌药价格也都高于其他国家地区的零售价。
 
  赫塞汀是靶向治疗药物的一种,用于治疗部分胃癌、乳腺癌。440毫克的赫塞汀在内地售价24500元,香港约15200元,美国约24400元,其中,内地与香港的差价约9300元,与发达国家中药价最高的美国的差价是100元。
 
  罗氏制药公司一位负责人曾对媒体记者说,该公司生产的赫塞汀内地销售价格经国家发改委批准。而相关人士却表示,赫赛汀是自主定价,无需发改委批准,这一说法也得到了罗氏制药传播部的确认。
 
  按照定价分类推断,赫塞汀属于单独定价,那么就要受到最高零售价的限制。而该内部人士称,目前有关部门尚未对部分药物作出最高限价,赫塞汀和格列卫都属此类。
 
  “造成国内进口药品价格虚高的原因,是药品的定价机制决定的。”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副会长牛正乾接受媒体采访时介绍,作为药品流通终端的医院,实行的是药品加成制度,收到药品成本越高,医院的盈利越大。
 
  牛正乾表示,要解决药品价格虚高问题,需从根本上将医疗和药品剥离开,“以香港为例,政府对医院出售药品的补贴有一定额度,在此情况下医院卖药不是以盈利为目的,对药品加价的热情自然没有那么高。”
 
       强制许可:以此为“筹码”降低抗癌药价
 
  在印度,大量仿制药合法存在,并且价格十分低廉,这得益于政府根据需要实施的“强制许可”制度,因此印度可以忽视专利保护法的限制,生产大量抗癌仿制药。同时,泰国和巴西等国家也先后对抗艾滋病药物、抗肿瘤药物和抗乙肝病毒药物等实施了“强制许可”。
 
  此外,巴西政府还以“强制许可”为筹码逼迫生产企业降低价格。比如在与瑞士某医药公司的谈判过程中,公司提出不能降价,巴西政府表示将按法定条件启动“强制许可”,瑞士公司最终同意降低原价的40%授权给巴西。
 
  实际上,在强制许可的法律规定方面,中国并不比巴西和印度落后。国家知识产权局2003年即颁布《专利实施强制许可办法》,2005年又颁布《涉及公共健康问题的专利实施强制许可办法》。
 
  但是,“没有一例实践发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知识产权中心李明德研究员表示,中国虽然有“强制许可”相关制度,但还没有个人或政府部门申请过实施强制许可,强制许可制度也从未在抗癌药领域实施过。
 
    某药企负责人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一旦药品实现国产化,成本费用将大降。”但国内药企申请强制许可的积极性不高。他表示,这主要是由于药品审批手续复杂,过程漫长。“有的药,2018年专利保护期满,如果我现在去申请强制许可,大概要三年才能批下来,到时离保护期满也就不远了。”
 
  引导国内药企注重研发提高核心竞争力
 
  跨国药企在华加速扩张,通过高昂的专利药获取利润,其“吸金能力”让众多国内药企望尘莫及。据统计,在过去的十年中,强生公司一共有13项成果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居各大制药公司之首,葛兰素史克以11项成果紧随其后位居第二。而中国通过FDA认证的成果却几乎为零。
 
  据了解,新药研发有周期长、成本高、风险大的特点,一个新药的研发成本大概在5亿元人民币左右,周期平均在11-12年。有评论认为,目前中国政府并没有完善的新药开发保护机制,对创新性药企的扶持也还不够,导致国内药企除了在研发能力上落后于跨国药企外,创新积极性也并不高。
 
  有医药领域专业人士建议,中国不仅需要祛除当前医药流通体制的沉疴,还应引导药企更加注重研发环节,用创新来提高核心竞争力,让中国患者以合理的费用得到有效治疗。
 
  “通过医保买单”解决患者生命呼唤
 
  据介绍,中国目前纳入医保范围的重大疾病进口药物占到20%左右。有媒体呼吁,中国应学习一些发达国家“通过医保买单”,化解“保护知识产权和大量患者的救命需求”的矛盾。
 
  慢粒白血病专家马军此前对媒体记者表示,自2013年以来,全国已经一半省市自治区将格列卫纳入到了医保范畴,无论进口格列卫还是国产的仿制格列卫都在报销范围之内。
 
  然而,据北京新阳光慈善基金会发布的《慢粒性白皮书》介绍,虽然一些省市的医保已经可以报销伊马替尼(格列卫)等靶向药物,但在北京、上海等省市,患者不得不自费承担每年七万到十万元的药费。此外在可以报销的省市,报销涵盖的药物种类、报销比例也各不相同,二代药物格列卫在大多数省市都无法获得报销。
 
  同时,格列卫在各省的报销比例也是有限的:即使是报销比例最高的城镇退休职工,最多能报销81.7%,也要每月自费5500元。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血液科主任江倩教授呼吁,国产格列卫仿制药的价格仍然需要降低,同时,还需要更多的地区将格列卫药纳入医保范围内。
 
  马军表示,目前,我国治疗肺癌、乳腺癌等重大疾病的多种首选进口药都已经纳入了医保范围,估计未来将更多的进口药物纳入医保是趋势。马军也呼吁,希望未来能有更多的靶向治疗药物纳入到医保范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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