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价或放开管制 四种药品打先锋

血液制品、国家统一采购的预防免疫药品和避孕药具、一类精神和麻醉药品以及专利药或成为中国药品价格改革的先头兵。

       据悉,国家发改委已向各省物价部门下发征求意见稿,讨论全面放开药品价格。有消息指出,血液制品、国家统一采购的预防免疫药品和避孕药具、一类精神和麻醉药品,以及专利药等四项药品或成为中国药品价格改革的排头兵。

近日,业内人士共同探讨:药价一旦市场化,老百姓所面对的是药品价格高涨局面吗?市场化有助于破解当前廉价药难寻的局面?配套措施是否齐备?
 


药价或放开管制 四种药品打先锋
 

四项药品或率先放开管制

目前药品的价格分为三种: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和市场调节价。药品的定价权由国家价格管理部门和省级价格管理部门分别行使,并各自制定定价目录。企业需要申报并得到价格管理部门的批准,药品的价格跟市场供求没有直接的关系。
 

但这一现状逐步被改变。据了解,日前在全国物价局局长会议上,国家发改委向各省物价部门下发征求意见稿。意见稿指出,今年年底前,将最先放开血液制品、国家统一采购的预防免疫药品和避孕药具、一类精神和麻醉药品,以及专利药等四项药品价格。
 

意见稿提出,一类精神和麻醉药品是实行严格的生产流通管理,定点生产,使用环节几乎不存在滥用情况,市场价格稳定,市场销量小,全国统一采购的预防免疫药品和避孕药具,主要是实行统一采购并免费提供给特定的人群使用,“其价格可由财政与有关企业通过协商或招标的办法确定”,对于专利药,意见稿指出:“专利药属于创新药,上市时间短,市场销量小,放开价格有利于提高研发创新的积极性。”医保目录内品种的价格调整拟改由医保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医保支付标准,实际购销价格由市场竞争形成。具体工作方案本月报国务院审批,2015年1月起实施。
 

11月21日,深圳市医药行业协会会长徐卫接受采访时,再次确认行业内有此说法,医药行业人士都在热议此事。徐卫是深圳市赛百诺基因技术有限公司的总裁,该公司生产了世界上第一个获准上市的基因治疗药物,徐卫对专利药的价格新政更为关注和期待。
 

老百姓面临高价药市场?

2009年,发改委等九部委发布了《关于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实施意见》,旨在向药品市场上部分价格虚高的药品“开刀”。
 

一旦市场化,药价会出现普涨吗?徐卫说,药品市场或出现暂时的混乱。因为长期价格管制,一放开有些药企无法短时间内把控好涨幅,可能会涨药价。但这种混乱是暂时的,当市场拥有话语权,最后药企会分析品种特点,并结合市场制定出适合的营销策略和价格,市场逐渐趋于稳定。
 

11月20日,深圳康泰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苗向表示,血液制品和免疫产品目前的市场竞争比较充分,价格趋于稳定。前几年血液制品处于供不应求状态,但经过几年的市场磨合,目前这些药品的市场需求量和供应量处于稳定。“如果这四项药品价格开放管制,或许只是小范围的价格波动,但应该不会出现价格大范围飙升的局面。”苗向说。
 

有业内人士指出:“低价药品大多是生产企业众多、竞争比较激烈的药品,放开最高零售限价,市场实际交易价格不会出现普涨现象。”专利药价格可能会出现一定调高,但鉴于目前外企在国内竞争激烈,除非领域独占品种,跨国药企也会采取试探性分阶段的策略,不会猛涨丢失市场。
 

会否出现药企联盟推高药品价格现象?徐卫认为,在药品行业,很难形成价格联盟,如果出现这种状况,政府可能就会通过一些行政手段进行处罚。广东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廖新波在博客中指出:“我们有垄断法,还可以用垄断法来制约价格联盟。”
 

放开或破“廉价药去哪儿”局面

发改委一再采取行政手段降低药品价格,从1997年至2014年连续30余次降低药品价格。在实际的药品市场上,不少基本药物却在成本利润的博弈中从药店消失,“廉价药去哪儿”成为很多市民的疑问。业内人士指出,这种现象恰恰源于目前的药价管制。
 

药价管制导致很多药品成本倒挂。苗向以乙肝疫苗为例讲解制药的困境,“一人份的乙肝疫苗政府定价是9.3元,折合每支价格为3.1元,比一瓶好一点的矿泉水还便宜,但乙肝疫苗所有的生产和运送都有很高要求,成本十分高昂,这是很典型的成本倒挂,只能依靠市场占有率来获得微利,而那些占有率低的企业就活不下去了。”苗向说。最近几年,国食药监总局出台国药新版GMP认证等制药标准,对药品要求越来越高,这意味着成本越来越高,但国家药品价格体系仍旧僵化,药品的最高零售价在不断降低,一些药品的利润空间很小。这导致药企不肯生产,市民也就难寻廉价药。
 

廖新波指出,如果价格放开了,厂家根据产品的原材料成本、人工成本、流动成本等等计算,定出市场价格,这个价格就能保证原先那些廉价药品的生产与流通,从而送达到医院,最后送至病人手中。
 

市场化仍需配套措施改革

业内人士注意到,目前与药价市场化相对应的配套措施并不完善,药品招投标制度就是其中一项。
 

“(目前)药品招标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招标,因为有政策规定最高限价,而且药品要参加招标,药价必须下降20%,这都是一些行政的干预。”廖新波说。目前,我国的药品招投标仍以价格为主要标杆之一,各省标准不同,这让不少药企煞费苦心。徐卫说,他们公司的药品是全国独家的抗癌药品,但也得参加国家药品招投标,为此公司还得成立专门队伍应付招投标。徐卫认为,既然要放开药品价格管制,那药品招投标制度也应相应进行改革。“不能一边放开,另一边又管制。”
 

苗向提出,药品招投标制度的存在又给有关部门和单位提供了寻租空间。
 

“如果是真正的市场招标,比如香港政府的招标,它是为所有的政府医院提供药品,它不是以价格取胜,而是招这个地区需要的药,而且这些需要的药是在众多的品种里面挑最合适的,即疗效与价格的最佳性价比,而不是挑最便宜的。”廖新波认为香港经验可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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