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除红包仅靠一纸之薄?

据报道,今年2月国家卫计委办公厅印发《关于医患双方签署不收和不送“红包”协议书的通知》,规定从5月1日起,全国范围内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在就诊患者住院24小时内,主治医师须和患者沟通并签订不收、不送“红包”的医患关系协议。

       据报道,今年2月国家卫计委办公厅印发《关于医患双方签署不收和不送“红包”协议书的通知》,规定从5月1日起,全国范围内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在就诊患者住院24小时内,主治医师须和患者沟通并签订不收、不送“红包”的医患关系协议。目前该规定已实行了半年,但当采访北京多家医院发现,对于这“一纸协议”既有拥护者,也有持异议不认可者,多数医院则对此不愿多谈。


消除红包仅靠一纸之薄? 

 
       此番“红包协议”重回公众视野,与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不无关系——11月11日,钟南山参加中日友好医院讲座,在被问及怎么看待医生签订拒收红包协议时,钟南山直截了当地表示:“我不认可红包协议,我自己也没有签订,因为我学医的时候已经宣过誓。”他接着说,让医生签订拒收红包协议,会让公众认为医生是一个普遍收红包的群体。
 
       围绕着钟南山的这番言论,“拒收红包协议”再次引起广泛争议。感觉受到“有罪推定”对待的医务人员,大多对“拒收红包协议”表示不满,而早就对医疗红包深恶痛绝的普通患者,则大多表示支持。以一种“莫须有”的罪名去要求全体医务人员洁身自好,并为此立下字据,这显然是一种不公正待遇,也难免会令人感到职业尊严受到伤害。不过,任由医疗红包大行其道,必然会对更多普通公众造成伤害,由此也势必损害到医务人员的整体形象。“红包协议”签与不签之间,究竟应该如何取舍?
 
       实际上,“红包协议”之所以陷入困局,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样的议题从开始就偏离了方向——争论该不该签订“红包协议”,前提显然是医生可以收红包,也可以不收,因为医生掌握着主动权,所以才试图以一纸协议去加强自我约束。问题的关键是,医疗红包真的只是个道德问题吗?答案恐怕未必尽然——早在2006年7月,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就曾正式出台《查处卫生行业商业贿赂案件指导意见》,其中所明确的三种重点查处医疗受贿行为中,就包括“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在临床诊疗活动中,利用业务之便,索要财物的行为”。由此可见,医疗红包早已被卫生部确认为商业贿赂。
 
       在一系列“红包腐败”中,为虐最甚者莫过于医疗红包。如果说权力索要红包可以人为躲避的话,疾病几乎是每个人都无法避免的。由于医生拥有特殊的技术权力和技术身份,再加上现有法律规定尚存在空白,使得医疗红包远未像权力红包一样得到明确界定,由此也使得卫生部门多次围剿医疗红包的努力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资料显示,从1992年卫生系统集中整治医疗红包以来,仅卫生部就曾专门发文10余次,但依然未能阻止医疗红包的日益蔓延。久治不愈的背景下,有人甚至认为医疗红包“存在即合理”,并建议将其纳入医生的奖金分配,以实现所谓的“规范化管理”。
 
       医生红包现象蔚然成风的原因虽然很多,但与卫生部门一直缺乏壮士断腕的决心也不无关系。事实上,卫生部虽然明确将医生收红包认定为商业贿赂,但在具体罚则上还是预留了口子——“力挺”廉政账户、鼓励自查自纠。包括签订“拒收红包协议”在内,在医疗红包屡禁不止甚至大有愈演愈烈之势的现实环境中,片面强调道德约束终究无力改变现状,这也不失为医疗红包在叫停声中愈演愈烈的重要原因。
 
       要想彻底杜绝医疗红包,最直接的方法莫过于尽快对这种早已达成各界共识的商业贿赂,给出一个明确的法律依据。明确法律责任归属之后,医疗红包势必会使更多蠢蠢欲动者望而却步,这样,又何必以冒犯所有医务人员的尊严为代价,去谋求“红包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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