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医疗难破诊治禁区,卫计委发文严控远程医疗

在一个平常的出诊日,从东北乘火车过来的李女士走进杨育成医生的诊室,给了他一个熊抱。事实上,他们此前并没见过面,接触仅限


       在一个平常的出诊日,从东北乘火车过来的李女士走进杨育成医生的诊室,给了他一个熊抱。

事实上,他们此前并没见过面,接触仅限于网上。作为福建协与医院整形外科的副主任医师,杨育成在业余时间会在好大夫、春雨掌上医生等医疗咨询平台回答患者的提问。李女士看到了杨医生关于太田痣的细致解答,专程赶过来找他治疗。然而对于共回答了上万个问题的杨医生来说,他甚至还记不起李女士是哪位患者。

今年以来,互联网医疗领域迎来融资热潮。春雨掌上医生、好大夫、丁香园等都完成了三轮融资。8月19日,春雨健康宣布完成5000万美元的C轮融资。9月2日,丁香园刷新纪录,获得腾讯7000万美元的C轮投资。

艾媒咨询发布的《2012—2013中国移动医疗市场年度报告》显示,2012年中国移动医疗市场规模达到18.6亿元人民币。按照艾媒咨询的推测,2017年中国移动医疗市场规模将达到125.3亿元。

然而8月末卫计委发布《关于推进医疗机构远程医疗服务的意见》,一度引发了外界对这些网络医疗平台前途的担忧。《意见》规定“非医疗机构不得开展远程医疗服务”,“医务人员向本医疗机构外的患者直接提供远程医疗服务的,应当经其执业注册的医疗机构同意,并使用医疗机构统一的信息平台”。

对此,春雨掌上医生创始人张锐解释,卫计委文件针对的是医院与医院之间的远程医疗,如远程会诊等,与“互联网医疗”并无关联,业界无需担忧。

卫计委宣传司司长毛群安日前也表示,目前医生在非医疗机构上可以开展网上咨询服务。

一定程度上,“互联网医疗”仍有自己的生长空间。

以“健康咨询”绕开政策禁区

不熟悉这一领域的人很难分清“远程医疗”和“互联网医疗”的概念。

根据卫计委的定义,远程医疗是指一方医疗机构(邀请方)邀请其他医疗机构(受邀方),运用通讯、计算机及网络技术,为本医疗机构诊疗患者提供技术支持的医疗活动。同时,医疗机构运用信息化技术,向医疗机构外的患者直接提供的诊疗服务,也属于远程医疗服务。

有卫计委人士表示,《意见》中所指的远程医疗新政策主要针对的是医院之间的医疗行为,与互联网医疗尚无直接关系。

卫计委宣传司司长毛群安公开表示,在政策出台之前,卫计委就考虑过限定远程医疗主体所带来的影响,最终决定限定为医疗机构是出于保证医疗安全的考虑。目前医生在非医疗机构上可以开展网上咨询服务,但如果更进一步地涉及到诊断治疗等则必须在医疗机构中进行。

目前,医院间的远程医疗多应用于疑难杂症的会诊,受医疗资源所限,短期内很难推行至普通疾病。相比之下,“野生”的互联网医疗平台受众的范围更加广泛。

但作为新兴行业,互联网医疗领域尚无清晰具体的监管规定,咨询过程中的权责关系也无明确限定。法律法规的不完善导致行业中出现了一些模糊地带。

“上面制定具体规范反而更好,我们就可以在法律范围内做事。”春雨医生品牌总监徐妍妮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

好大夫、春雨医生等网络健康咨询机构都表示,公司的业务属于“健康咨询”,而非“医疗诊断”,禁止医生下决定性结论,禁止医生开处方药,禁止医生出治疗方案,以此区分“咨询”和“问诊”,规避医疗风险。

但杨育成医生的担忧是,在实际操作中,咨询和问诊是很难界定的。

徐妍妮解释,除了“不能开处方药”等硬性规定,很大程度是靠医生自我监管。“医生在作答时往往很谨慎,以此来规避风险,小病很难出现误诊,大病会建议你直接去医院。”

“春雨”看重的是医疗数据

互联网医疗平台的发展经历了几个阶段。最初是健康科普资讯门户,如39健康网。创立于2000年的丁香园则将主要面向医生群体,是行业内最具影响力的社会化媒体平台。2006年,医患沟通网站好大夫在线创立,从最初挨家医院拍摄医生简介录入电脑,到如今已收录3260家医院、33万余名医生信息,在此基础上延伸了医患咨询、转诊预约、经验分享等服务。

2011年11月,春雨掌上医生APP的上线将互联网医疗从PC端发展至移动端。“对于我们来说,巨大的优势我们是一个互联网公司,团队以前很多都是网易的,具体的优势在数据的采集、分析和处理。”春雨医生创始人张锐表示。例如,一个问题提出后会推送给对应科室的所有医生,然后用类似打车软件的方式进行抢答,是典型的互联网众包模式。

截至今年8月,春雨累计激活用户2700万,日活跃用户85万,每天有4万个问题在春雨医生上得到解答。

眼下,医疗资源仍属于稀缺资源,这无疑为互联网医疗的火爆提供了原始需求。

春雨在和北京一些三甲医院的院长沟通时发现,这些三甲医院每天有80%的门诊病人其实没有必要去医院,但他们占用了本身就很稀缺的医疗资源。春雨定位于“轻问诊”,指的即是用户“身体不适”到“去医院”之间的需求。

“春雨帮助那些不需要去医院的人省掉去医院的成本,也提醒那些需要去医院的人去医院,帮助他们去医院,这就是产业效率的优化。”张锐说。

徐妍妮援引《中华医学年鉴》调查数据介绍,当感到身体轻微不适时,只有4.8%的人会选择去医院,其余95.2%的人会通过各种方法解决,这些人都是互联网医疗平台的目标用户。目前,春雨医生上妇科和儿科的问题占约60%,其次是男科和皮肤科。

互联网医疗的另一端是医生。作为医生中的一员,杨育成最初是晚上用电脑到好大夫和春雨上答题,智能手机普及后,白天有空时他也会上线看看。目前春雨平台上有签约医生4万名,全部是二甲、三甲主治医师以上资格医生,涉及20个专业科室。为了维持医生的积极性,春雨每年都要给医生补贴数百万,张锐把它理解为教育市场的费用。

在春雨模式中,C(Customer,消费者)和D(Doctor,医生)都属于用户群体,将咨询过程中收集到的大量数据应用于B(Business,企业)才是真正的盈利模式所在。

在医疗系统信息化程度更高的国家,人们的健康记录(诊疗记录、家族病史等)会被统一存放在数据公司里。春雨称自己是一个“沙漏型公司”,上面是面向用户和医生的服务,中间通过EHR(Electronic Health Record,电子健康档案),最终生成数据,用于进一步应用。

目前春雨已启动和医疗产业链上下游的企业合作,包括医院、药厂、药店、保险公司、体检以及可穿戴设备等。

医疗行业的市场化探索

在中国,互联网咨询仍属于医疗领域中“非主流”的存在,恪守着“咨询”和“问诊”之间的界线。

根据卫生行政部门对医生执业资格的规定,医生如果不在其注册医院行医,则可能遭到“非法行医”的处罚。和欧美医生与医院之间的合伙人制不同,国内医生与医院长久以来是雇佣制。《执业医师资格证》规定,医师注册后只能在医疗、预防、保健机构中“按照注册的执业地点、执业类别、执业范围执业,从事相应的医疗、预防、保健业务”。

2009年起,卫生部已经在部分地区进行医师多点执业的尝试,但跨医院行医仍需经过审批、报备。由于身份约束并未真正放开,大多数医生也没有脱离原医院的勇气,因而推行效果并不理想,无法实现欧美国家所通行的医师资源市场化配置和流转。

中华医学会党委书记、原卫生部统计信息中心主任饶克勤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互联网远程医疗受条件所限,必然无法满足“望触叩听”的诊疗需要。“未来也很难做到,比如通过屏幕看你的脸色,怎么知道是皮肤还是屏幕显示的问题呢?不行就是不行。医学问题怎么能只通过一个电话一个网页来进行呢?咨询是一种社会服务,但不能作为诊断依据,就这一句话。”

有卫计委人士表示:“关于互联网医疗,卫计委会制定专门的文件,但现在互联网医疗发展还没有形成稳定的态势,仍在探索中,相关规定也没法制定,要再等等。”

尽管体制内人士对互联网医疗多持保守态度,相关政策也尚未完善,但互联网新兴行业的迅速崛起,倒逼传统行业已不是新鲜事。从淘宝到嘀嘀打车,互联网正在席卷一个又一个传统行业。

一位互联网医疗从业人士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看好互联网医疗的前景。他分析,目前政策层面的信号都朝着一个开放的方向,但指望政策由上到下的推行是非常艰难的。政策的制定通常滞后于市场的需要,唯有依靠市场的力量,从下到上寻求改变。

至少杨育成医生觉得,在一定范围内,互联网确实大大方便了医患之间的联系。“有的在我这看过病的病人,后期复诊在网上就给解决了,有什么情况可以随时跟我互动,免去了每次都要长途奔波的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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