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红黑榜:我的医疗服务我做主

医生红黑榜在坊间的广泛流传,业内专家就认为内容多数不靠谱。但笔者认为,固然应该提倡医患间互信,但是不能对医生自觉的专业
       医生红黑榜在坊间的广泛流传,业内专家就认为内容多数不靠谱。但笔者认为,固然应该提倡医患间互信,但是不能对医生自觉的专业追求太过于乐观,同样地,也不应该对病人乃至公众的知识和能力过于悲观。
 
  民间自编的医生红黑榜可视为公众作为服务使用者评价、监察医疗服务的一次尝试。受限于坊间的资讯混杂,内容偏颇也是在所难免。若公众有更多的机会了解医疗服务的管理和运作,应可以期待一份持平客观的评价。
 
  医疗和公共卫生是一种严重信息不对称的社会服务。受过专业训练的医生,以其知识作为基础,对患者拥有专业权力。作为服务使用者,在接受服务时面对专业权力的压迫,其实与公共事务中可能发生的公共权力压迫并无二致。当专业人士垄断了社会服务的话语权,服务运作没有外部的监察,服务内容就容易脱离实际需要,效能变得低下。完全寄望于拥有权力者的自制和仁慈,并不是一种理想的做法。
 
  香港医务委员会的例子,可以说明封闭的业内人士自律并不足以符合公众的期望。医务委员会是监察所有医生的组织,奉行专业自我监督,委员会及下设小组成员绝大多数由医生担任。这种封闭的专业组织,因为历时9年才对一件专业失德导致初生婴儿夭折投诉案件做出裁决,而被批评处理投诉时“医医相卫”。香港政府提出的改革建议,就包括考虑吸纳其他专业界别的社会精英,增加非医生成员比例。
 
  改革建议是顺应了国际社会服务领域正提倡的新理念:公众作为服务使用者参与服务评价和监察。公众虽然未必有专业知识,但是对服务体验有切身的了解,也更容易了解自己或他人的需要。而参与到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决策,也是公民不容抹杀的权利。
 
  评价医生表现属于使用者参与的初级阶段,更深入的层次包括参与到机构的日常管理乃至中长期战略规划。香港在医疗、教育、住房、社会福利等领域都有不同层次的服务使用者参与,例如2004年修订的《校本条例》规定,学校校董会须加入由选举产生的家长、教师及校友代表。一些论者指出,由于有这些“街外人”看着,办学团体高层与校长等开会、做事就不敢如以往都是圈内人时为所欲为。
 
  服务使用者的参与,并非对抗,而是透过互动与合作,使服务不断改进,回应社会的要求。政府部门和各类社会服务机构,包括学校、医院、服务类社会组织,都需要思考如何制度化地纳入公众参与到服务监察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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