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大深医最高百万年薪,应对民营医院上场比赛?

成立仅5年的香港大学深圳医院主动打破了公立医院的“铁饭碗”,所有员工不再具有事业编制身份,医院取消行政级别,而更关键的是,它开始向医生开出了百万年薪的“合理”价格,留住人才。

       近日,深圳医改取消医务人员编制,医生年薪可达百万元的消息引起广泛关注。

       成立仅5年的香港大学深圳医院主动打破了公立医院的“铁饭碗”,所有员工不再具有事业编制身份,医院取消行政级别,而更关键的是,它开始向医生开出了百万年薪的“合理”价格,留住人才。


       深圳市医管中心副主任郑国彪认为,港大医院的薪酬制度充分体现了医生的劳务价值——医生的年薪起点是40万,最高的顾问医生年薪将近100万,充分体现劳务价值和技术价值。

       作为医改的先行资源,优秀医生已经成为医院具备核心竞争力的必争之地。

       7月6日公布的《推进医疗服务价格改革的意见》,明确了医疗服务价格改革的路线图和时间表。

       多方观点预测,在国家政策逐步放开和宽松友好之后的2016~2019年,社会资本类医院将进入与公立大医院的正面竞争阶段——在目前依然看似式微的民营医院领域,人才抢夺、品牌等正在悄然形成竞争优势;而公立医院在不断面临品牌医生“出走”和管理成本居高不下等问题后,也不得不面临这些曾经的“门口的野蛮人”的快速成长,双方将呈现如何的此消彼长?在中国医改的大背景下,中国公立医院这一块最后的坚冰将如何从内部破裂?

       民营医院“小阳春”

       从数量上占比过半的民营医院,是不是真的到了可以翻身的时候?

       根据国家卫计委统计,截至2015年8月底,全国医院数量达2.7万个,其中公立医院13314个,民营医院13475个,民营医院在数量上首次超越公立医院。

       市场分析认为,在国家大力推动健康产业发展和持续深化医改的大背景下,我国社会力量办医的热情和活力将会得到进一步的激发和释放,办医规模和服务能力将会有更大的提升。

       但与此同时,几乎高度一致的观点也同样认为,包括人才问题、政策落实和公平竞争环境等问题,严重阻碍了社会资本向医院领域投注的热情。

       卫计委公布的另一组数据侧面证实了这样的现状——在全国医院诊疗服务数量方面,民营医院诊疗人次只占10.9%,出院人数12.9%,与公立医院对比悬殊。

       “现阶段民营医院中分两类,莆田系为代表的草根型医院,占到最多80%的市场份额;剩下20%走的是高大上的路线,比如温州康宁、武汉亚新、三博脑科等,它们瞄准的是公立医院的大型教学医院。” 香港艾力彼医院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庄一强博士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表示。

       庄一强认为,即便是三博脑科这类无论在学术、管理还是品牌、运营方面都具备优势的民营医院,也依然不具备同公立医院展开“抢夺”的底气。

       “除去公立医院和民营医院都有的高端消费者,其余患者基本都是医保主导型,医保在哪里,患者就会分流到哪里,即便是刚刚放开的医疗服务价格,民营医院也不敢提价太多,否则患者就不去了。”庄一强表示。

       7月6日,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医药处副处长朱德政在接受记者提问时表示,“这次医疗服务价格改革主要解决两个问题:首先就是破除以药补医机制,将原来的三个补偿渠道变成两个补偿渠道,通过我们的医疗服务收入和财政补助让医疗机构不要再通过药品的收入来维持运营;其次就是通过改革,使医疗服务价格的内部结构更加合理。”

       而在业内人士看来,通过补偿机制的改革在公立体制中留住更多优质医生资源也许是此次改革的重点所在。

       事实上,由于医疗服务对优质医生资源的高度依赖,优秀医生一直都是医院竞争的核心——民营医院的高薪和自由发挥空间,公立医院的晋升通道和体制内“福利”,都成为各自留住医生的法宝。

       对深圳医改取消医务人员编制这一改革,郑国彪表示,在研究港大医院的人事和薪酬制度时,就提出了可以打破现有事业单位的人事制度,而这充分体现劳务价值和技术价值。

       民营绕不开医保

       “从我们走过的路来看,社会资本医疗机构的发展核心驱动力仍然是人才,而众多社会资本类医疗机构正在受制于这一因素。以人才为基础的平面上,医院有他对自身的认同,内部专家对运行模式的认同,之后有社会的认同、政府机构的认同,最后还要有患者的认同。这些多方认同才会促成一个医院的良性的、可持续发展。”北京大学国际医院院长陈仲强告诉《第一财经日报》。

       说这番话的时候,陈仲强在这所全国最知名的民营医院位置上履新不到两年,此前14年中,陈仲强分别是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下称“北医三院”)和北大首钢医院两所着名的公立医院的院长——在执掌北医三院十年的院长职位上,他把这家老牌公立医院的平均住院日缩短了一半,这一指标在国际上一致被认为是衡量一家医院管理能力的核心;而在2013年上任北大首钢医院后,当年医院门诊量超百万,并确定其成为北京西部医疗中心的宏大规划。

       但出色的公立医院管理经验并不能完全植入北大国际医院的民营医院身份中,更何况,这还是一家同样引人注目的超大型民营医院。

       北大国际医院拥有北京市硬件规格最高的停机坪——开放了36个医疗中心、49个医疗学科、159间ICU(重症监护)病房和1800张病床,借鉴首都机场T3航站楼设计的超大型医院总投资已经突破了45亿元人民币,建设期超过了10年。

       更具想象力的部分来自其“北京大学”和“北医系”的强大身份——公开资料显示,北大国际医院由方正集团和北京大学合作共建,双方分别拥有其70%和30%的股权;北大国际医院是混合所有制性质,没花财政一分钱,由北大国际医院集团(后更名为北大医疗产业集团)全资兴建,是目前国内最大的社会资本投资的非营利性医院。

       按照北大医学部和方正集团的战略规划,北大国际医院与目前北医系的六家附属医院组成“兄弟联盟”,共同参与国际医院建设,帮助后者的学科共建、人才委托培养、多点执业等方面战略合作的落地,解决民营医院发展最核心的医生来源和水平提高问题。

       事实上,2014年开始,北大国际医院就开始与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北京大学口腔医院签署了学科共建合作协议;6月9日,与北大肿瘤医院的合作协议也正式落地;8月1日,签约医院又将北大人民医院、北大第一医院、北大第三医院纳入在内。

       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医改专家柯杨曾公开表态,北大医学部将结合北大国际医院的筹备进展,全面统筹其医疗、教学、科研体系的规划、建设和管理,并对国际医院临床人员培养给予支持。

       但庞大的北大国际医院仍然遭遇了所有社会资本型医院都会遇到的问题——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这所国际化的医院始终患者寥寥,医保是掣肘的关键。

       现实的困难加速了北大国际医院向医保靠拢的速度——2015年11月,北大国际医院正式进入北京市医保目录;随后,北大国际医院与昌平区卫计委签约,打造昌平医联体,覆盖昌平区辖区28家二级以上医院,医联体将服务区域内常住人口,实现院际间双向转诊。

       庄一强在评价这一现状时向本报表示,即便是像北大国际医院这样的高端医院,患者中大部分也是对价格敏感、医保高度关联型,尤其在民营医院运营的初期,有没有医保其实影响还是很大的。

       “北大国际医院现在(盈利)还没有持平,但和去年11月的数字来对比,我们医院日均的门诊量是800人次,到现在最高峰突破了2000人次,平均都在1700多人次以上;每天在院的住院患者在450人上下,高峰时期500人,低峰时期不低于400人,预计年底在院的住院患者会超过500人;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就是手术,我们以三四级手术为主,现在已经做了4000台,到年底会达到9000台,或将突破1万台。退回10年,应该说这是两个大三甲医院的基本量。所以总体看,我们的发展还是非常平稳的,并呈现逐渐上升趋势。”陈仲强回应《第一财经日报》时透露。

       陈仲强向本报透露,在运行中,他们也深刻体会到,目前医疗环境中,社会资本举办的医疗机构在前进中的艰难。

       “医疗机构并不是说一定不能赚钱。在这个链条中,医院服务是不挣钱的,但医院运行过程中,它整个形成的产业,也就是相关产业链是会产生利益的。所以,盈利的角度和单位要区分开。类似于国外。当这两个因素分开后,服务会做好,收益也会跟上来。目前混为一体的模式或许并不太适合现时代的发展。”他表示。

       从“补充者”到“参与者”

       而更彻底的改革即将在近期发布的“十三五”医改规划中公布。

       “近期国务院医改办和相关部门正同时着手研究‘十三五’医改规划,在相关的程序批准后将要印发,此次规划总的思路就是深化医改工作,要在‘十二五’医改的规划任务完成的基础上,在‘十三五’期间更进一步强调改革的综合性、系统性和协同性,更加注重体制机制的一些改革和创新。” 国务院医改办副主任、国家卫计委体改司司长梁万年在近日召开的“2016中国社会办医峰会暨首届医疗健康产业发展年会”上公开表示,“对于社会资本办医,我们一定要承认社会力量办医是我们国家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应该赋予其应有的地位和作用,给予应有的重视和支持。”

       他强调,对社会力量办医,近年来陆续出台的政策就是要打破民营医院发展的玻璃门、弹簧门和旋转门,使社会资本型医院从公立医疗市场的“补充者”提升为“参与者”。

       多年来,政府对社会办医的支持文件从未间断。柯杨表示,从2005年至今,共有23个文件提到民营资本办医,涉及人才、定位、医保等多个方面。

       如2010年1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意见通知》,不仅强调确保非公立医疗机构在准入、执业等方面与公立医疗机构享受同等待遇,还首次放开“独资”试点,简化并规范外资办医的审批程序,中外合资、合作医疗机构的设立审批权限下放到省一级。

       2012年8月,北京市发布《关于进一步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若干政策》,提出进一步开放首都医疗服务市场,鼓励社会资本在郊区新城、新的大型人口聚居区举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鼓励社会资本举办康复、护理、中医医院;鼓励社会资本举办拥有高新技术和专科优势的医疗机构。

       柯杨在演讲中援引统计数据,2005年至今,涉及民营资本办医的文件共有23个—— “从最初的默许到指导性规划,中国社会办医的政策支持体系正在走向完善。”柯杨说。

       北京卫计委主任方来英认为,社会办医要找最能发挥出资本活力,同时又是现有医疗服务体系中相对薄弱的地方,才有生命力。

       梁万年透露,“我们特别鼓励社会力量办医和现有的公立医院是错位发展的,满足多层次多样化的医疗卫生服务需求,能够更好地和公立医院形成互动和互补协同的关系,我们更鼓励社会力量办医,向品牌化、集团化的方向发展。我们鼓励社会力量办医,向康复、养老、护理、儿科,一些紧缺又有明确需求的这种领域发展,不限制社会力量办医是盈利还是非盈利,这种鼓励政策下,这几年改革当中有几项举措也都陆续地出台和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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