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籍家庭医生“混”在体制边缘

2013年10月,《北京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2013年主要工作安排》发布,其中透露,全市将继续推进西城区全科医生执业方式和服务模式改革试点。支持全科医生与居民建立契约服务关系,为签约居民提供约定的家庭医生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按年收取服务费。

谢吉伯,一位做了15年的英式家庭医生,2009年起扎根北京的社区医院担任家庭医生。他发现,这些年在北京的一些社区医院,医生与患者之间的信任与和谐正在形成。


在我国的医疗系统中,体制内的公立医院一直是主力。但随着医疗改革的深入,一些新概念被引入到中国的医疗系统中,比如家庭医生。家庭医生,本是一个“外来概念”。而在我国,体制内的家庭医生(即社区医生)和体制外的家庭医生却并行存在。


谢吉伯正在尝试把体制外家庭医生的优势,融合到体制内,让中国患者体验到家庭医生的周到服务。他的一些视角,让我们更好地审视当下医疗改革与医患关系。


看点


家庭医生提供平等服务


谢吉伯在香港出生,17岁时随家人一起迁往英国,在剑桥大学,他拿到全科医学文凭。毕业后,他成为一名全科家庭医生。


家庭医生,也叫私人医生,是对患者实行全面的、连续的、有效的、及时的和个性化医疗保健服务和照顾的医生。谢吉伯说,在英国,家庭医生就像家庭成员一样,见证着患者的成长。


2006年,已经做了15年英式家庭医生的谢吉伯,回到中国、定居北京。刚到北京,谢吉伯进入了一家涉外诊所,但对中国一线家庭医生的浓厚兴趣,让他下决心辞掉高薪职位,加入到中国家庭医生行列。“我知道中国一直在进行医疗改革,包括试点家庭医生。英国家庭医生的模式很成熟,我在英国做了15年家庭医生,所以想看看中国的家庭医生是什么样的,不是文件中的样子,是实际的样子。”


2009年,谢吉伯来到东城区海运仓社区卫生服务站,当了一名中国医疗体制内的社区家庭医生。带着在英国行医15年形成的惯性,谢吉伯以一种舒缓、平易近人的形象,成为了海运仓社区卫生服务站的名医。


“谢大夫很客气”——《人民日报海外版》的报道中,社区居民对谢吉伯的好脾气印象深刻。


“我也经常会关注到中国的医患纠纷。其实,医患纠纷哪个国家都有,只是可能没有这么激烈。我觉得,产生纠纷,就是相互间信任不够。患者的素养是一方面,医生自己的态度是另一方面”,谢吉伯觉得,医生与患者之间一定要保持平等的关系,两者没有高下之分,而平易近人正是家庭医生的特点,“像我在英国做家庭医生,与病人认识时间很长、相互信任度足够。而现在有些大医院的医生,感觉自己好像在一个殿堂里面,高高在上,病人排了很长时间,进来看病,5分钟、10分钟时间点拨点拨,病人就十分感激,这样就有距离。我一直觉得,医生与病人之间是合伙人的关系,大家合作,把病治好。医生说话的语气、方式都需要注意。”


谢吉伯介绍,在英国成熟的家庭医疗体系中,常见病在家庭医生那里就会得到有效治疗,疑难杂症可以通过家庭医生往大医院转诊,“家庭医生还会跟踪治疗的进程,保留病人的病例,时间长的能保留了几十年的病例”。


难点


家庭医生受限太多


中国患者与医生之间地位的悬殊,让谢吉伯觉得自己在社区卫生服务站的尝试很有价值。但对比在中国和英国做家庭医生的不同经历后,谢吉伯觉得,中国体制内家庭医生的受限太多。


就拿简单的开药来说,社区医院的基本处方和公立大医院就不一样。谢吉伯说:“很多到社区医院来看病的都是低收入者和老年人,因为医保的限定,治疗很多慢性病的药,社区医院开不全。比如需要四种药,但我们只能开三种,病人需要再跑一次大医院开另一种药。还有我们每次开药也只能开30天的量,不能多开。但是开药是整包整包开的,药的包装又不一样,有的28片、有的24片,药吃完的时间就不一样。我们没法多开,病人只能多跑。”


除了开药受限,谢吉伯还感觉到了很多同行的自卑。“跟我一起共事的很多家庭医生有自卑感。很多时候,在社区医院里的家庭医生被认为是被大医院淘汰下来的人。大医院看不起他们,也不愿意培养他们。社区医院给他们的机会和待遇都有限。可实际上,我发现很多年轻人其实是愿意干点事情的,可惜没人鼓励他们。”


谢吉伯介绍说,在英国,家庭医生是从大约60年前开始慢慢发展起来的,一开始英国家庭医生的社会地位也不高,但发展到现在,家庭医生的社会地位和收入都比公立医院医生高。


槽点


从体制内招人太难


大约两年前,谢吉伯在燕莎中心写字楼开始了自己新的尝试,一家名叫“健康快线”的家庭诊所,成为他提供体制外家庭医生服务的平台。


“我现在还是跟东城区、海淀区的社区医院有合作,定期会参与一些考核和培训。不过,我觉得在现行体制下,靠一些加加减减的动作,很难把中国体制内的家庭医生变成类似英国那样的成熟家庭医疗体系。所以,我开始做一件事,就是做一个样板间。现在,中国的医疗部门也到我这里来参观,可以让大家看到,英式的家庭医生在北京可以实现。”


在新的尝试过程中,谢吉伯遇到过现实的难题。他发现从体制内招人,非常难。“很多体制内的医生非常害怕风险,都愿意吃大锅饭,求安稳。现在各行各业下海已经很普遍了,但是医疗行业下海的非常少。”


在谢吉伯的家庭诊所里,曾有一位从体制内招来的年轻医生,但最近又回到了体制内的社区医院。在给谢吉伯的邮件中,这位年轻医生很客观地表示,体制外的家庭医生接触的人群更广、病例更多,可以把更多的精力集中到诊疗技术和后续随访上,不需要做假大空的工作,更有利于医生发挥自己的专长,收入也更高。


看起来,这位年轻医生似乎没理由回到体制内。但经过深入交流后,谢吉伯终于搞清了状况,“他需要一个身份,需要体制内给他一个户口,买房、买车、生孩子、孩子的教育,这些东西没有户口是搞不定的”。


亮点


套餐医疗遏制


多开乱开药


“健康快线”推出了一种套餐式的医疗服务,480元——包括了诊疗、单项检验和一个疗程的药物。“我们这是明码标价的,不像公立医院,你挂号的时候也许是5块钱,却不知道看完出来是多少钱”,谢吉伯说,他家庭诊所里的医生施行年薪制,不存在以药养医,所以医生不会多开药、乱开药,。


医生不再乱开药,意味着病人也远离了浪费和风险。


“比如儿童感冒,我们不会随便让儿童打吊瓶的,因为输液比口服的药效只是快了3个小时,根本没必要。其实,我在英国做了15年,儿童占我所有病人比例的20%左右,但我从来没有给一个儿童打过吊瓶。”


谢吉伯说,很多中国的病人都已经养成了习惯,尤其是家长,孩子一感冒,就要打针、打吊瓶,“看一名儿童,我需要跟四个大人解释——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我跟四个大人之间建立起信任,他们才会放心孩子接受我的治疗”。


在“健康快线”,没有长队,每天的病人不到10人,但每个人得到的诊疗时间非常充分,病人与医生之间有充足的时间进行交流。因为医保报销的限制,现在,“健康快线”的患者中一半是外籍人士,另一半是海归。谢吉伯说,诊所每天的预约数并不多,但多数是“回头客”,“开诊所当然不能赔钱,但是,我不会只考虑盈利,医生如果只想着挣钱,那就失去行医的意义了。”


尽管多数时间呆在“健康快线”,但谢吉伯依然会定期去体制内的社区医院,与那里的家庭医生交流。他的诊所也经常会迎来体制内的访客,“健康快线”的示范意义已经辐射到体制内。谢吉伯发现,在北京的一些社区医院,医生和患者之间的信任正在形成。


“比如东城区一家社区医院的老大夫,他是从体制内退休下来的。看病的时候就非常在意病人的感受,工作很细致。社区里的老人,有时候到大医院拍了片子,都要拿回来让社区里的老大夫看,这位老大夫有了很多粉丝。”


试点


北京拟尝试家庭医生打包收费


2013年10月,《北京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2013年主要工作安排》发布,其中透露,全市将继续推进西城区全科医生执业方式和服务模式改革试点。支持全科医生与居民建立契约服务关系,为签约居民提供约定的家庭医生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按年收取服务费。此外,服务费由医保基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和签约居民个人共同负担。这也意味着居民交纳的签约服务费有部分可以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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