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终关怀】请给我一份体面的死亡

如果死亡难以避免,至少我们有权要求最后的体面。

       如果死亡难以避免,至少我们有权要求最后的体面。

 
 
       人们常说,活的得有质量。却不知,死时所求亦同。
 
       剥去对于死亡的畏惧,那份谁都终将面对的最后一丝感受,也许能带给我们一些思考和改变人生的动力。
 
       一份名为「2015版“死亡质量指数”」的报告刚刚出炉,由新加坡连氏基金会和经济学人集团旗下信息分析机构“经济学人信息部”(EIU)联合发布,通过计算善终和医疗保健环境、人力资源、人们对缓和医疗的负担情况、相关服务质量以及社会参与度五大要素,对全球各国家、地区的「最后一件大事」进行了综合排名。这也是2010年后双方第二次发布这一话题的报告。
 
       在72页的报告中,EIU公布了全球80个国家和地区临终关怀的死亡质量指数调查,并搞了一个地球人都喜欢的形式——排行榜,对这80个国家的临终关怀质量做了一个排名。不用说啦!英国这次又排第一,台湾排到了第六,位居亚洲第一哦。呃……你问我大天朝?唉!很不幸,我们是接近垫底的。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是英国杂志,EIU对英国的临终关怀综合评价非常高。在2010年英国也获得了第一。不过,我们当然相信EIU不会顾亲不顾理,因为英国的确把临终关怀全面融入了国民健康服务体系之内,另外,他们针对癌症晚期病人的宁养服务也发展优良。所以,人家排第一是有道理滴!
 
       看了人家,就不得不想到我们自己。先汗颜一下!中国大陆排在第71位。实在不好意思说,比我们亚非拉第三世界的难兄难弟——斯里兰卡、赞比亚、埃塞尔比亚这些国家还要靠后。
 
       在这儿要表扬一下我们发展中国家的老朋友——印度,名列第67,虽然排名也比较低,但是相比2010年版调查报告中的倒数第一,人家已经在跑步前进啦!而且把中国、菲律宾、孟加拉都甩在后面了。
 
       孔夫子早就教导我们说:“死生之义大矣哉。”可他老人家还说了,“未知生,焉知死?”用现在的大白话说就是:还没活明白呢!就先别想死了的事儿。可见,临终关怀的问题在他那里自然被屏蔽掉了。作为我们中华民族的关键意见领袖(KOL),这自然影响到我们后人对如何死的安详舒适有尊严,似乎并未给予太多关注。
 
 
 
       这份报告专门辟出一节来论述中国在临终关怀服务上的现状和不足。虽然画面有些那个啥的不忍直视,可我们也要做一个真正的勇士。来!大家一起看一下关于我们中国的这部分内容吧!
 
       报告认为,中国缓和医疗的推广与应用一直十分缓慢,绝大多数的医疗资源都集中在传统治疗活动中。尽管在2008年中国卫生部下发的《医疗机构诊疗科目名录》通知中,已经有了“临终关怀科”,但无论是社会公众意识还是临终关怀治疗的可及性都十分有限。全中国目前有超过400家肿瘤医院,但提供临终关怀服务的慈善医院或社区医疗中心却屈指可数。80个国家中倒数第9的排名反映了中国在临终治疗领域的尴尬成就。
 
       因为没有国家层面的战略和指南、有限的临终关怀医院集中在北京、上海、成都等少数城市、对采用药物缓解疼痛态度异常保守、糟糕的医患沟通……这些都是中国“死亡质量指数”排名较低的原因。还有不得不提的一点则是费用问题,与医疗治疗费用相比,中国的临终关怀治疗通常得不到报销,病人多数情况下不得不忍受生理和经济的双重痛苦。
 
       不过,报告也提到了中国的一些积极改变,特别是在政府的政策态度方面。《经济学人》提到了上海,深圳和天津等城市分别在临终关怀等民生领域提出了自己的目标。上海计划到2014年底,在一些医院和一些社区医疗服务中心增加1000张床位提供给需要安抚治疗的患者,天津在最近也将临终关怀服务纳入到了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名单中。
 
       但报告警告,“中国和印度总体上表现都不佳,鉴于这两个国家庞大的人口数量,这样的情况无疑让人忧虑。”
 
       在大中华圈中,台湾、香港和新加坡排名都非常好。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台湾,排名亚洲第一,全球第六。作为全球最先实行临终关怀体系的地区之一,台湾地区于2000年立法施行了临终关怀条例。
 
       报告认为,台湾的成功是多方面因素的结果。首先,台湾的临终关怀资源近年来一直稳步增长,从2004到2012年底8年间,台湾的各种临终关怀项目增长超过50%,达到77个。其次,在临终关怀医疗环境上,台湾排名高居全球第五,台湾各个专科医生在受训时都会接受临终关怀的业务训练,这让他们在今后的执业过程中更具这方面的意识。看看,人家是硬件软件双管齐下。
 
 
       《经济学人》认为,这要归功于台湾的全民健保体系,健保系统对报销和补贴资金的分配使得很多机构可以得到激励。比如说,过去只有癌症晚期患者能够获得临终关怀的服务,但现在很多其他不治之症的病人也可以享受相关服务。无论是上门服务还是在医院,提供临终关怀服务的组织个人都能得到相应的激励。这才是活生生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例子。
 
       俗话说,没钱是万万不能的,但有钱也不是万能的。死亡质量指数固然与国民经济水平有关,但并不是完全正相关。如全球最有钱的美国,其指数排名就不如新西兰、爱尔兰、比利时等小国。蒙古、哥斯达黎加等非传统意义上的经济政治大国排名倒也相当不错。
 
 
       如果不得不死,在这15个国家或许能死的轻松点....
 
       其实,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缓和医疗发展并不是一步到位的。for example香港,1982年,在几位神职人员和医护人员的主导下,圣母医院设立了“善终服务关怀小组”。随后的几年,一些医生开始推进“宁养家居护理计划”。1993年,时任港督彭定康将缓和医疗纳入公共医疗体系。终于在1998年,在一些医生的不懈努力下,缓和医疗在香港确立了专科地位。2008年,香港施政报告将缓和医疗服务对象由癌症末期病人扩大到末期肾症病人。
 
       2012年,青年教师秦岭给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俞正声写了一封让人心塞的长信,信中记录了他对患肺癌晚期的父亲被强制出院无处可去的悲伤与绝望:“我永远记得被医院强制出院时的绝望,永远记得辗转折回门诊大厅时的困惑。”这背后的原因是,中国医院普遍受到的费用和病床工作日标准的制度限制。
 
       关于这封信,俞书记的回复是:
       俞正声的回信直接推动了上海缓和医疗的发展
 
       在俞正声的批复下,上海市卫生局开始重视临终病人的需求,派出医疗团队到日本、台湾、香港等地学习缓和医疗。目前上海的社区医院都开设了缓和医疗病房,也是国内少有的将临终关怀服务纳入医保的城市。
 
       含笑九泉,真的不易!希望能生得其所,死的舒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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